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看当代和平崛起中的中国

中国与日本两千年的友好史，一百多年的恩怨史。说不清，道不明的世代恩仇从19世纪持续到了21世纪。从明末的倭患到甲午海战前，日本在中国眼里，充其量只是“倭”
　中日恩怨，其实不能从当年的倭患算起。倭患充其量是海盗，即“寇”，随着现代中国史料的公开，倭寇充其量当初仅是王直的雇佣军。中日两军的较量其实是在朝鲜，当明军打败丰田秀吉时，日本仍然是中国人眼里的倭。
历史翻到了19世纪。美国人的黑船打开了日本的门户的时候，中国人的门户已经被英国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打开了。
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殖民化的边缘。而当时的亚洲另一个强国印度，已经成了英国人眼中的“东印度公司”
中国和日本，在门户洞开后，两国都是饱受外来不平等条约。中国是越签越多，日本是越签越少，直到没有。最后日本成了亚洲的唯一强国。中国直到1949，还处在内战的状态。
历史是可好笑的一件事。当现在的中国政府严厉批评国内反日运动的少数极端份子时，1862年，21岁的伊藤博文曾试图烧毁东京新建的英国大使馆。当然他并没有被法办，也没有被教育，一年后他就登上了去英国的轮船。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靠石头酒瓶是不能打败西方列强，唯有知识才能打败西方列强。
当伊藤博文踏上英伦之岛，这个西方国家一切无疑给他的震憾是巨大的。
而同一时期，洋务派的正派遣一大批的留洋幼童，开始了漫漫的求学路。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国内矛盾也是相当突出的。
1854年，日本被迫在所谓《日美亲善条约》上签字。随后，俄、英、
法等国接踵而至，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的大门大开，外国商品涌入日本市场。廉价商品的涌人，原料的被掠夺，黄金的大量外流造成日本物价暴涨。日本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腐败的幕府对外无力抵抗侵略，甚至引狼入室，对内残酷镇压纷起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一致指向了幕府，幕府统治的末日已经来临。
随后就爆发了“倒幕”，倒幕运动成功后，天皇终于掌权。但应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受到了封建势力的强大阻击。
所以应该看到，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同样都遇到了国内封建势力的强大阻击
为什么日本只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中国到现在仍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达到伟大的复兴。日本人用了一代人的力量，中国人则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毛泽东，蒋介石的国家统一战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三代核心，已经整整五代了。应该看到，中间的二战结束，日本也只是用了一代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后重建，就回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自今日起。”1870年左右，一位日本人这样回答他的德国朋友关于日本历史的问题。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当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同时进行的改革时，就已经走上了不同的方向，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修补旧传统，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提供某种缓解，绝不敢对它进行任何触犯；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所以中国的运动，只能理解为进行小小的变革，来更有利的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是让日本结束了封建主义，变成了“君主立宪”国家，而这本身得到了日本天皇的支持。而中国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力再次落到了慈禧的手中。
历史总是在中国大地上惊人的重演，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蒋介石就搞起了独裁。中华民国最终偏安台湾。毛泽东49年登顶天安门。中国的政治家们，在得到权利之后，仍然进行着渐进式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而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的决心。
1868年4月，明治天皇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许诺“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 1889年的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其实再翻翻历史，就知道伊藤博文一代并不会比曾国藩，李鸿章一代更加优秀。以北洋水师为例，许多北洋水师的将领与日本的海军将领是同班同学。当年的北洋水师论实力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则排在亚洲第十三。当年北洋水师访问日本，连明治天皇都为之惊叹。
日本明治天皇“励精图治”。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致使中国海军停止发展时，90年代初明治天皇在伊藤博文策动下每年“省内廷之费”30万日元充作海军经费，并要求大臣献10％的薪俸作为“海防献金”，鼓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使日本海军实力于甲午战争前夕赶上甚至超过北洋海军。而显然在中国的慈禧看来，海军的发展还不如圆明园的重要。直到今日2005年这个圆明园还闹出了个1.2亿来铺防渗膜的笑话，而中国的海军现在仍然缺乏军费。

。“……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过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力谋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蒙不知其何心者。
当时的中国就是这个模样，一边大量的购进军舰，一边却对洋人的铁路电报死命抗拒，甚至发生了修好的吴淞铁路因为民愤，清政府花钱买下，再拆毁买下的怪事。而日本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在1871年开始兴建。
日本的变革一开始就不是精英阶层的内部游戏，它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而中国不是，中国的变革充其量只是精英阶层的迫于形势和统治的需要。所以他才会在北洋水师排亚洲第一后，高枕无忧的修个圆明园。
当日本的海军，乃至几岁的小孩都在想着如何击沉“定远”时，我们海军精英，有的正忙着纳妾，置业。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北洋水师为什么有人刚一打炮，就挂白旗。
即使如当代中国，即使海军再拼命造舰，而不怀着如何崛起，为何崛起的信念。即使再当上了个亚洲第一又如何。清朝挪用海军军费，军官嫖妓纳妾难道就没现代版吗？
我是很佩服伊藤博文的。
1889年日本新宪法的主要设计师，这部宪法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此后，他又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和公众的支持，单纯写在书面上的政体与议会是不可能运转的。于是，他在1898年辞去官职，创建了新政党，促进了日本现代政治生活的形成。而显然在中国，辞去官职去创建设新政党，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辅。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向英商借款100万镑，修筑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这条日本最初的铁路于1872年9月完工，比李鸿章主持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约长两倍，早完工9年。第二件事是“着手货币制度的确立”。他提议建立新的统一货币制度，为此于1870年至1871年间亲赴美国考察银行和公债制度，从而促进了日本新货币的发行。1870年他改任工部大辅，大力“劝奖百工”。1873年又升任工部卿兼参议，推行“殖产厚生之实务”。首先着力矿山和铁路建设，并开设各种传习技术的“模范工厂”。还通过银行对民间企业和个人发放“劝业贷款”，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70年代中期起，扶持三菱会社等航运企业与英、美等国轮船公司开展国际航运竞争，又采取多种示范与保护措施，把出口工业转向民间，使“殖产兴业”达到了新阶段。
1881年，明治政府鉴于民间资本的成长和官办企业存在的“有司干涉”和“亏损”等弊端，遂停止以往侧重“官营示范”的方针，代之以“振兴民间事业”为主的产业政策。与李鸿章和清政府的强化“官督”政策相反，日本政府将一批官办企业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直接扶持和保护民间资本发展。伊藤博文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先后颁布了许多促进近代产业发展的经济法律，如取消棉花进口税和棉制品出口税，就对改变农业生产结构、扩大贸易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制定《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则有力的刺激了航海、造船业的发展。“（以上引述资料）
历史上的惊人相似。当中国走到了21世纪时，回头看看日本的明治维新，依然给我们启迪。
当年21岁的伊藤博文，也曾想过火烧英国使馆，但不久后的他却带领日本走向世界强国。今天我们中国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如何能够达到所谓的和平崛起。埋头苦干，化愤怒为动力固然重要。
19世纪的日本，内忧外患，明治维新，其实是政府与民众，目的一致，奋发图强的必然结果。明治天皇，有大智慧，大勇气，完成君主立宪制国家。彻底将日本的封建制度废除，对内任人唯贤，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一代，以民族大业为重，在国内积极推行民族，发展民族工业，兴办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全国上下绷紧裤腰带，发展海军，甚至天皇都减少自己的粮食定量。
政治上大刀阔斧的进行民主改革，打开国民心态、倡导个人意识的觉醒，自上而下推进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直到今日，日本依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