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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自由不是义务

作 者: Locke
标 题: 爱国是自由不是义务
时 间: Sat Jun 4 22:27:42 2005

爱国是自由不是义务
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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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自己的祖国不是无条件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合理性，也无
法说明数千万海外的中国移民的生存选择的合理性。人出生在某个地方，和阿猫阿狗出生
在某个地方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是一条狗在他的圈子里，老是遭欺侮，我们就会
充满同情地说，怎么不赶紧跑啊！可是我们对人，难道就不能也是抱着这样的同情之心？
如果仅仅因为出生在那里，就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它，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以国界，而不是
以乡、以村、以家庭来作为划拨“热爱”的最高标准？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祖国不是无
形的镣铐。
　　
　　 当奴隶在苦难中逃离家园时，谁有权利说，他们是背叛自己的祖国？有良知的人会说
，他们只是为了逃避奴役和不幸。如果他们离开的自由，祖国就成了他们的牢狱。他们又
无法反抗强暴，难道就只能任人宰割？如果他们只能得到和屠宰场的猪羊一样的命运，为
什么他们要和屠夫一样热爱猪圈羊舍呢？憎恨人奴役人的国家绝不可以称为祖国。哪里有
自由和人权，哪里才有祖国。
　　
　　 如果像张献忠那样，把四川人杀得“几无噍类”[1]，当吴三桂的军队为满清效力时
，四川人还会为张献忠卖命，抵抗外侮保卫大西国吗？面对大西国这样的国家，老百姓连
逃命都惟恐来不及，哪里谈得上去爱它呢？除非热中于抽象的国家，否则一般百姓是巴不
得他早点完蛋！此时你去抱怨人民不爱国？！
　　
　　 爱国和人权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不讲人权，爱国就蜕化成了爱统治者、爱政权。鲁迅
说，中国人只有奴隶的时代和连做奴隶都不可得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国家可能很强大
，但是却没有人，只有宰割的和被宰割的，只有奴才和主子之分。国家越强大，奴才越渺
小。面对世界，只有合群的自大，敢对世界说不。对内，却是一向逆来顺受，被迫害了连
声都不敢吱，还要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可作“亡我奴”，让国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为所欲
为。但决不作“亡国奴”。对岳飞、对袁崇焕们来说，他们的国在哪里呢？他们不想当亡
国奴，但是他们在专制朝廷面前，都是不折不扣的亡我奴。爱国不过就是忠于一个主子的
代名词罢了。没有人权，爱国主义就是有嘴皮无骨头的勾当。虽然没有跪在张三的面前，
却跪在了李四的脚下。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现象得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那时，中国人有
过围攻外国使馆的“英勇”，但面对史无前例的浩劫却没有多少人气壮如牛的说“不”…
…其实奴才是没有国的。因为受一个黄皮肤的人侮辱，就要忍气吞声；而受一个黄头发的
人欺负，就要拼命。是何理由呢？一个人最需要的是敢于对一切奴役，无论它们是以何种
名义，都能够坚决地说不。可有的人却认为是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历史才残酷地拐了个
弯，“由此，文明古国步入被奴役，受耻辱的历史轨道。”[2]
　　
　　古今中外不乏利用爱国的旗号来奴役自己同胞的例子，这和山大王没有什么不同：不
让别人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为的是自己能够在领地里为所欲为，并且美其名曰主权、内
政。
　　
　　比如，朱元璋的北伐檄文就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
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显示是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提出了“驱逐
胡虏，恢复中华”，以“雪中国之耻”的口号，认为“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
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在檄文里，蒙古、色目都不是华夏族类。[3]萧公权认为“此
檄词旨激扬，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
[4]在当时看来，中国只能是汉族的中国，不能由夷狄染指。蒙古人当政，就是“冠履倒置
”。毋庸讳言，民族革命的色彩强烈，族权论者应该欢呼雀跃才是。不过檄文控诉元朝“
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换了汉人统治又怎样？一样残暴--只
要想想东厂、西厂、锦衣卫，想想仅胡惟庸案，就诛杀了一万五千人。
　　
　　 比如，著名的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在1920年出版的《世界黑人民族权利宣言》就宣
布，“非洲属于黑人民族”。[5]难道除了对白人全部被赶出非洲，就别无选择了？按这个
逻辑，南非的印度人、白人、混血儿们怎么办呢？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说过：“在殖
民主义的最后痕迹在非洲消灭以前，我们的任务没有结束，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没有保障。
”[6]这位被尊为非洲人民的“解放者”、“救世主”，被推举为加纳人民大会党“终身主
席”的人，却将加纳弄的民不聊生！1966年最后加纳人民大会党一党专制的政权被推翻，
连他自己也被迫流亡几内亚。
　　
　　 再比如，扎伊尔自1967年起，就受蒙博托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一党统治，他集党政军
大权于一身，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他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之一！冷战结束后，美
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公开谴责他是“独裁者”、“窃权者”，认为“非洲的未来不是由蒙
博托之流的腐败者来决定的”，表示美国决心对那些“违反民主、人权的黑暗角落”予以
曝光，并进行制裁。难道国内指责蒙博托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吸血鬼”、“恶魔
”以及一切“祸害的根源”的人，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7]
　　
　　 而乌干达前独裁者阿明是个地地道道的黑人，可在他统治的八年（1971-1979）里，
美丽富饶而又安定的乌干达，变成了人间地狱，至少有30万人惨遭杀戮，为了转移人民的
视线和不满，煽动民族情绪，盲目排外。1972年下令驱逐所有的亚洲人，导致6万多亚洲人
离去，造成经济萧条。[8]乌干达经济一片混乱，而他却挥霍无度，乘坐的轿车都是世界名
牌，不是罗尔斯罗伊斯，就是兰吉罗弗等，对腐败放任不管。[9]对于屠杀国民，他的逻辑
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些人要死，每一个国家要在法律和秩序上有所成就的话
，总要有些牺牲品。”[10]对那些冤魂来说，最可怕的不是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是同
胞阿明的监狱、酷刑和枪声。可他也会说，今天在乌干达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不要相信犹
太人和美国人的污秽报道。[11]只要是奴役和压迫，就是国耻，而不必看看奴役和压迫的
国籍是什么！驱狼不是为了迎虎。
　　
　　 国际公约肯定了国际间迁徙的自由。中国也加入了相关的公约。
　　
　　 爱国不能否定一个人的自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小学课本上的封面是英国国旗，课本上对詹姆斯·沃尔夫少将、威廉·莱昂·麦肯齐
、路易斯·约瑟夫·帕布诺、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以及英王乔治五世说的都是
好话。但是这些都挡不住美国好日子、惬意的工作和高得多的工资收入的诱惑。”“我就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只能限于爱一个国家，就像从前只能爱一个女人一样！”[12]他
就是那种为人唾弃的惟恐自己不是美国人的家伙！既然我们鄙视这种离开母国，加入他国
国籍的人，那那些进入我国的人，岂不是要像过去皇帝对待前朝的降臣那样，当贰臣看待
？！
　　
　　 其实，很多事情只用爱不爱国去解释，是行不通的，而且响应者寥寥！民国十三年孙
中山还在讲：“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
”在广东，“一般人民都情愿藏收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他认为是中了外国
经济压迫的毒。中国人愿意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汇兑，愿多受损失，也是中了外国经
济压迫的毒。中国人愿把钱存到外国银行，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13]古人讲的“
反求诸己”，其实我们很少实践过。
　　
　　 也正因为这样抵制外国货，在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往往只能虎头蛇尾，不了
了之。不是说中国人就特别地不爱国，而是有些人宣扬的“爱国主义”实际上违背人之常
情。想想看，谁能做到时时恨洋货？
　　
　　当然，我不是说不可以进行抵制外国货的宣传，但是，不能动辄把反对意见指责成卖
国主义。1905年，因为美国虐待中国劳工，国内掀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用美国商品的人
就会被骂为“媚美”、“败类”、“奸贼”、“公敌”。连一首儿歌都唱道：“大家不用
美国货，全国儿童学了我，不怕美国枪炮多。使他货色无销路，工商无了行业做，不怕美
人不讲和。”[14]辛辛苦苦用血汗钱开了一个小店，难道都将里面的美国货都烧了？一家
老小，何以为生？洋鬼子没有对付住，自己的同胞倒被折腾的痛苦不堪。一身正气虽然可
敬，却会弄的经济凋敝。这就是爱国？我怀疑。更何况中国作为落后国家，无论是在资金
还是技术等领域，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岂能轻言抵制？眼前之意气，长远之利益，我
们不能不谨慎权衡。除非我们能够完全自力更生又不落伍，那我们完全可以禁止一切外国
产品，否则我们不用美国货，就要用日本货英国货。蚌鹬相争，渔翁得利。
　　
　　
　　
　　注释：
　　
　　[1] 萧一山《清代史》第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2]辛向阳 倪健中 主编《南北春秋》第262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5月第2版
　　
　　[3]吴晗《朱元璋传》第128-129页，三联书店1965年第1版
　　
　　[4]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9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5]陆庭恩 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9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7年12月第1版
　　
　　 [6]《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146页
　　
　　 [7]见《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267、287-288页
　　
　　 [8][澳大利亚]特雷弗·唐纳德《黑人希特勒--暴君阿明》“译者的话”，范毓民卢
宝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9]《黑人希特勒--暴君阿明》第6页
　　
　　 [10]《黑人希特勒--暴君阿明》第14页
　　
　　 [11]《黑人希特勒--暴君阿明》第25页
　　
　　 [12][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我们时代的生活--加尔布雷思回忆录》第5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13]孙中山《三民主义》第20-22页，岳麓书社2000年9月第1版
　　
　　 [14]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第40页

1989 一个初中生的几点回忆

zz文学城

关于89－64我的几点回忆。

当时我的年龄并不大，1989年我在北京5中上初2。 马上就要升初三了，所以十分紧张，因为北京5中是全市重点，能升上他的高中考取重点大学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我是班上的语文和政治课代表。学习还算不错，老师也很喜欢我。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了1989年4月。

1． 有一天全校组织收看电视，是胡公耀邦（自从1989年后我一直这么称呼他）的追悼会。在这之前我对这位的领导人的印象十分模糊，只是觉得曾经是一位国家的领导人而已。可是在大礼堂（初三、高三没参加）我看见我的班主任－一位正直热心的小老头，居然哭得死去活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感情用事。我们的校长――吴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政协委员（在5中上过学的都知道，就不称呼姓名了）也是泪流满面。其他的老师怎么样已经印象已经很模糊了。


2． 后来的日子里，每天都有游行示威。当时我的父亲在北京市委工作，我的母亲也是在国家机关工作，当时我们家住在陈希同家的斜对面，北京市公安局对面。从凉台上能够看见广场。前面的那条大街叫前门东大街直通前门。每天就能看见一队一队的格式人群挥舞着旗帜，喊着口号开往广场。父亲母亲每天下班回来就和全楼的人一到给广场上送水、后来绝食结束了就又送稀饭。楼门口的寄信的小黑板上每天都写着送什么，怎么作。因为谁也没有大锅，所以就分散在各家各户。各家各户就是按照黑板上的菜谱做好了，在每天傍晚装在过去那种机关的保温桶内送到广场。一般是菜肉粥、花卷之类的。那时没有出租车，所以都是骑三轮车送到广场上。经常去晚了，就向楼下的小贩借不到三轮，因为送饭的人太多了，所以被别人借走了。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无论家庭环境还是生活条件，我的其他同学都很羡慕。但是当时由于我的同学老师住的都很近，所以有的时候送饭是我父亲骑三轮去，我觉得很是不好。因为一个我认为一个堂堂北京市委高级干部骑个三轮象个什么样子。于是我就对我父亲说别去了，让我同学看见不好。我父亲听完我说之后当时很郑重的说我还小，等大了我就会明白。真的大了我就会明白，现在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真的很钦佩他，也很钦佩当时北京市千千万万个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们。

3． 到了1989年6月3号晚上，那天天很闷热，而气氛也很紧张。我向往常一样9点左右就上了床。迷迷糊糊之间不知过了多久听见外面乱哄哄的，同时也听见我家的大门响，我知道我的父母出门了。当时年纪很小好奇的很，就站在凉台上向下望，马路对面就是北京公安局，马路2边黑压压的人群。大约12点的时候，外面更乱了，远处还有乒乒乓乓的声音。之见马路2边的人群把路上的隔离的铁栅栏推倒横在路中间一层一层的好象工事。北京市公安局门口的人们大喊着什么打到独裁，刽子手之类的口号往里面砸石头。

4． 一辆坦克和装甲车从远处开来，这时有人把路边上的垃圾桶，扔下了路中央。坦克轰轰驶来，到了这一堆路障前面（隔离栅栏和许多堆在周围的垃圾桶）停了一下猛地冲了过去。真是什么麻烦都没有，白忙活半天。公安局门口依然聚着许多愤怒的人群。

5． 我当时好奇心奇大，而且也小不知道怕，就也偷偷溜下楼了，这时路上除了一堆堆愤怒的人群，和市局门口示威的人群就是马路中间这一堆所谓的工事了。我转了大约15分钟什么也没有就赶快回家了，生怕我父母比我回去的早。还好他们没回来。太热也是太吵，所以睡不着觉，就打开电视象看一会，结果每个台都是同一个面孔广播着公告。觉得没劲就又躺下了。不知过了多久，楼下乒乒乓乓大乱，我又跑上凉台，看见下面一个一个方阵的过军队，步行。 同时向天开着枪。街两边人群四散。而路边上的居民楼上不断有人大喊，好听的就是解放军不打人民之类的，不好听得就是法西斯，刽子手，屠夫。。。同时是有什么往下砸什么，花盆，砖头，碗。。。。。

6．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我父母回来了。这时大约2点了，我赶紧逃回床上假装睡着。我母亲突然把我叫醒，告诉我今天PLA对人民开枪了，让我记住这一天。到今天为止，我半夜里只被我父母叫醒过2回，一次是我姥姥去世，另外一次就是1989－6－4。

7． 第2天，门口的小黑板上的菜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六个大字――今天是国难日，下面是一叠黑纱。过了几天学校复课了，校门口的黑板上以往花花绿绿的黑板报没了，是一只画的很精美的花圈。但是到了下午这个花圈也被擦掉了。后来这个黑板上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白圈，就是一个白圈，这次一直没有人擦，一直到了暑假，每天进门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白圈。

8． 吴校长被掉到杭州参加了一个一年的“学习班”，一年之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才会来。但是正校长的位置一直没有人顶，一个全市重点中学一年没有校长，恐怕历史上也是头一遭。最关键的是中国人窝里斗，争权夺利，如果有这个空子居然没有人站出来取而代之，也真是头一遭。后来吴校长这个校长的职务一直任到退休。好人一生平安。

9． 当时北京的公安系统还是普遍还可以，不会太难为你。但是一些重点地段如长安街沿线的一些公安局被军管了。。。。。。。当然各单位也都在审查。那时陈希同是支持镇压的，所以北京市委没有什么事情。

10． 这么多年过去了，好象很平静，但是经历过得人谁也不会忘记。举几个例子，1992年发行了一套奥林匹克的邮票，其中有一张（如图）几个人跑步，从右象左读读运动员号码，看看你会发现什么，17是1＋7＝8，之后呢？？？当时这套邮票并不畅销，但是当人们发现以后，顷刻见北京城里抢购一空，政府想要收回都没收上来。

还有就是工作以后，有了手机一直都用nokia的，有一天一个好朋友手里拿着一个国产的(波导，还是熊猫记不清了)，我就嘲笑他说，怎么穷的都用这个了，他原来是motorola的。朋友把他的手机很郑重的拿出来用联想输入法，输入了一个“赵”字，紧接着一个“紫”字出现在了赵的后面不断闪烁作为提示。他又输入了一个“胡”字，后面一个“耀”字出现了。当时我的眼睛就模糊了。。。。善良的人们不会忘记，如果有机会他们一定会用各种途径去怀念诉说。


16年了，我的孩子都快出生了，当他有一天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他他的爷爷所做过的，他的父亲所看见的这一切。一群曾经为国为己呐喊过的真正的值得尊敬的愤怒青年。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写下这些，就作为对死难者的怀念把。64不死，星火相传。

朝鲜周刊；在北大图书馆感受到中国压力

韩国《朝鲜日报》5月号，早晨5时半，北京大学图书馆正门与侧门前就已经站满了等候入馆的学生。他们大多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馒头之类的早餐。这是北大图书馆早晨的风景。

下课后，图书馆内抢座位的战斗更是进行的如火如荼。有的同学托朋友把书和笔记本先带过去占座，有的则一下课就蹬上自行车，嘴里叼块面包，如离弦之剑向图书馆。图书馆是北大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思想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和中国前国家主席毛泽东就曾在北大图书馆学习革命战略。

中国的力量出自图书馆。每当我走进北大图书馆，看到中国学生勤奋学习的样子，这种感觉就悠然而生。与我在韩国的同学相比，中国大学生学的东西要多得多；在图书馆里，学生们除了预习和复习课堂上的内容外，还要忙着准备各种资格证书的考试，以及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东西。许多学生在图书馆里一直学到晚上10时关门，仿佛屁股长在椅子上。回到宿舍后，学生们还要学到晚上11时半，有时学生在宿舍熄灯后还拿着节能灯继续看书，有的甚至跑到卫生间里去学习。

对许多学生而言，与在农村天天与贫瘠土地打交道的日子相比，现在这种每天学习到凌晨的生活更富有乐趣和意义。所以，无论学习压力多大，他们都保持乐观的态度，认真过好每一天。

现在，韩国人感受到了中国的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拥有发射卫星的先进科学技术、13亿人口和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实际上，最大的压力来自那些在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中国莘莘学子。

100年前与现在——历史有时相似得让人心碎

在这世纪末的最后一天，我又重新审看我们多难的历史，我想，如果历史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还会不会必输给日本？ 当我仔仔细细查看甲午前后的历史数据时，我不禁十分惊讶：原来当时我们的国力不逊于日本，我们的军力不逊于日本。
　　
　　在甲午战争前我们也有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仅开平矿务局，至1889年年产量已达２４７，０００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１８８２年输入天津的洋煤为５，４００吨，到１８８６年便减至３０１吨。１８９０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１８７９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到１８８５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 : 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１８８２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网上的一些同胞就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话，那洋务运动三十年后中日的实力对比就更值得骄傲了，当时的清政府的岁入可不象今天一样与日本有好大一段距离，而是日本岁入的1.5倍！我想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１８７２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是“经济改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直到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政府的总年收入才八千万日元。 军事上呢？“１８８４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１８８８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 : 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但这仍远远没有实现李鸿章等人的理想，据他们设想，海军主力舰要有二十四艘，而当时仅有七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
　　
　　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１８６２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６，０００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１８７１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１８８４年已装备３７０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１８６３年开始建立洋枪队，１８６７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八十年代以后，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湘、淮等近代化军队 : 已经遍布东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数省。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等重大胜利，都是与清军的新式装备分不开的。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战争初期，迅速调集二万多军队开赴朝鲜和鸭绿江边，说明军队的机动性也能得到明显改善。”
　　
　　在１８９０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既使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强于日本，也决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弱于日本。如果我们想想今天的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想想日本的八八舰队，金刚级战舰，宙斯盾系统，更不用提空军的剧大差别。如果说我们2000年能达到小康，我问一句：我们何时才能达到象甲午战争时那样的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呢？
　　
　　近来一些文章，把一堆经济数据堆起来，而且堆的很高兴，就等着去东京大屠杀了。 且不说日本也会发展，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能维持那么高的增长率。我只是想问 : 我们以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输的吗？如果我们对未来踌躇满志的话，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在经济、军事实力都不亚于日本时输给了它，而且输的那么惨。 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我又一次打开那段屈辱的历史仔细查看。是的，我们不输在经济实力，不输在军事装备，更不输在爱国热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爱国的。中日初次交锋，日舰截住运兵船高升号，船上 的清兵宁死不当俘虏，用步枪还击日军，最后被击沉，绝大多数士兵遇难。在随后的平壤等战役中清兵也拼死一战，日军往往要集中炮火和成倍的优势兵力，才能攻克一个阵地。根据日军的>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损失惨重，中日的伤亡人数对比是基本相当的。
　　
　　但我们还有一些败类，如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１８９人，伤５１６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叶志超却丧失了抵抗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在海军上我们也并不输于武器装备与爱国精神。有关中日黄海海战的参战实力对比大部份人都看过，具体说来基本是双方旗鼓相当，各有所长。中国军舰共14艘，其中4艘因太小没有投入战斗，参战军舰10艘共31000吨。日本海军实际参战12艘军舰共38000吨。 中方胜在巨舰大炮，装甲厚；“定远”、“镇远”都是远东数一数二的铁甲战列舰。日方强在速射炮多，火力猛。中方各舰管带不少是由中国留学生担任的，熟悉船舶。北洋海军水兵也很勇敢，富于爱国热情，士气很高，并不亚于日本海军。大家都知道致远号在管带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可很少有人知到在同一场海战中“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制度的腐败。象慈禧老佛爷，要做寿，要搞庆典，修园子；反正国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经费她可以任意取用，挥霍，而使北洋舰队老化，无钱按原计划购新舰，连吉野也因此又中国定造舰变成日本舰。甲午海战旗舰“定远”更是因年久失修，开炮竟震塌舰桥，让整个舰队失去指挥。还有一帮清朝的军需官腐化堕落暗饱私囊，购来一些低劣的炮弹甚至教练弹充数。因此虽然有多次日舰中弹，却未见炮弹爆炸。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也是同胞的中国人这么有“胆量”，直到今天还有人敢在假药，工业酒精兑酒，修桥上玩这些勾当，他们没想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清庭还是“威严”的。叶志超，方伯谦之流全被斩首，就连没劝叶志超的将领也被诛杀。然而他们造成的损失却再也补不会来了。问题是在这种制度下，再强调爱国，还是会有叶这样的人官路亨通，还是有个谁也管不到的老佛爷，把一人，一家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纵观甲午战史，叶、方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多，北洋舰队的官员们还没“都烂掉”。我不知要是大多数官员都开始发霉，发烂又会怎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之所以能爬上具有决定性的清军朝鲜统帅的位置是因为他谎报牙山胜利。这种“大胆”作风让我吃惊难道就不怕被揭穿吗？我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哪里出了问题，直到近百年之后还有人敢慌报各种信息，甚至亩产万斤。面对历史我默然无声。
　　
　　从小时候老师就教我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我没认真想过这句话，直到今天我重温历史。我在想，如果我们已知历史，如果时间再重给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们还是不是必负于日本？既使重来一次，我们还是必输！我在内心痛苦地承认。任何一个史学家都知道：甲午的命运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两种不同的变革兴起时就已种下。既使我们能侥幸获得一二次的战术胜利，也难逃最终的战略失败。 如果是经济，我们可以强国；如果是军事，我们可以强军。但如果是制度的腐败，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既使先让我看过历史真相，再把我送回到甲午战争三十年前，我放声高叫：“不维新变法，既使三十年后经济，军事都不弱于人也会被打败”又有几个人能相信我这句话？
　　1895年2月，甲午战败，议和，割地赔款。 1895年4月中旬，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方式定下基调，那就是聚众请愿。他联合起18省的举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他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干这件事情的。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举人等……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他举着如此开头的“上清帝书”，带领着600名举人，浩浩荡荡向着都察院进发。书中向皇帝陈明：“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并提出了4项请求：“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没有因请愿被杀，光绪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变法维新。1898年9月仅仅历时百日的变法改革触及到老佛爷与保守派的权力与利益。血腥镇压开始，有人引刀向颈，悲壮豪迈。但最大的几个头子(康，梁)得到通风报信，在外国的庇护下逃亡。此后虽然他们还常评价时政，以元老身份发布看法，但在历史上他们的声音已经可以忽略不记。
　　
　　1900年是偶然还是必然？群众爱国主义被借来作为慈禧低抗列强要求变法压力的工具。义和团兴起。结果不说也罢。 十年之后， 1911年，该来的日子终于不可避免的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教科书和美好说词的掩盖背后，辛亥革命不是为了自由民主，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也不是为了三民主义，更不是为了驱除鞑虏。而是因为政府与民间一场经济纠纷，一场铁路权益的争执。清朝终于灭亡了。它不是亡在孙文的自由民主手上，而是亡在缺了孙文的药而无法治的腐败。孙文和他的党人前仆后续，却没一次成功。但大厦终于塌了，裂缝是从最下层开始的，举戈反击的人中又有几人有着孙文的理想？这是一个大革命的时代，民主与宪政被唐而皇之的抬上了舞台，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但这场革命的起源与性质，将最终决定它与之再次失之交臂。
　　
　　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阀分争，内乱不止。这一天不是源于公车上书，不是源于辛亥革命，而是源于戊戌的血迹。1931-1945 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我不知戊戌变法除了六君子外，死了几个人。但死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戊戌喋血的意义。也许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十几年里没人看出戊戌血腥对清朝命运的最终影响。但现在的史学论述都已看到这个清晰的意义：“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断绝了中国在清王朝後期用和平变革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清政府以十分“激进”的手段对付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菜市口的斩杀是个信号，如果谭嗣同的血白流了，如果能真正忘却这个事件倒是中国的大幸。
　　
　　可惜他的血没白流。也许没人会刻意铭记这个事件，但它的象征意义却会被每个人都记住，从此不再会有公车上书。当下一次危机出现时，一切都晚了。如果说戊戌喋血前人们还有希望，戊戌喋血之后就只剩下失望了。
　　
　　当1898年之时，清政府还有消化的能力，引导的能力，控制的能力。等武昌起义之时，它一点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了。一个权力的崩溃，另一个权力还不能有效建起，这时的改革是极艰难的，失去统一的政令与权威，破旧立新谈何容易？当正常的“游戏规则”无法建立时，剩下的只有暴力、阴谋，或其他。天佑英国，天佑日本，但我族却如此不幸。乱大清者非孙文，军阀割据之祸首亦非孙文，更非孙文的民主理想。可惜很少有人懂这层道理，就象很少有人真正明白俄国现在为什么会乱。其实看看俄国，看看罗马尼亚，当派去镇压的军队扭转枪口时，已标志了一个王朝，一个威信的彻底灭亡。 也许他们正在上演着一个我们演过的故事。只是希望他们在新权威建立之后能完成必须的社会变革。
　　
　　历史有时相似得让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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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两手争取台湾缓独势力，掌握反霸斗争的主动权

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军区、各大兵种，

一，做为新世纪军事斗争准备的一部分，为了分化瓦解敌人营垒，为了在战争之前尽可能多地争取世界和平力量的支持，中央决定近期邀请以连战为首的台湾国民党和以宋楚俞为首的台湾亲民党组团来大陆境内访问，并增加与台湾各政党的联系。为防止党内“左”倾思想特别是右倾思想的干扰，防止思想混乱，现将有关事项阐述如下。

二，台湾问题的实质

台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悲惨的伤口。两岸的分裂及其延续，其主导因素是近百年来中日、中美势力在太平洋西岸的较量。台湾问题，无论是它的历史渊源，还是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插手干涉
。美国政府从五十年代起一手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后来推出的《与台湾关系法》，将台湾纳入其军事防御线之内，如果没有美国干预，台湾早就在我们的管辖之内了。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的问题，无论是和平解决，还是战争解决，终归都绕不开直接和美国对抗
。

美国为什么要插手我们的台湾问题？这不是由美国人的善意或者恶意决定的，也不是由于美国人的冷战意识或者后冷战意识决定的，而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想在较长的时间内独霸世界——决定的。谁也改变不了。美国霸权，是新式霸权。它不需要杀人灭国，不需要占领和兼并别国土地。它需要的是服从和裹挟，把你纳入它所主导的全球安全秩序和全球贸易秩序。

毋庸讳言，中美两国亚太安全战略有着许多利益重叠之处。首先是维护和稳定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秩序，消除潜在的地区威胁。其次，功能性问题方面合作，即大规摸杀伤性武器、反跨国犯罪、反恐怖主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最后，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应该说中美双方相互间有看重大的经济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至关重要，而中国潜在市场前景也为美国提供了无限商机和有利于美经济上繁荣。

然而，中美两国亚太战略利益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美国在亚太地区追求的是由其主导的地区秩序，是美国治下的地区和平，中国要求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多元格局，中国要求制订地区的规则。其次，美国试图推行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而中国主张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如果说美国希望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是出于理念上的善意的话，那么，在现实层面，在事关美国的全球霸业这一国家利益上，它——在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同时——希望并强有力地努力为中国套上枷锁。中美两国在亚太结构安排上的不同规划，必将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其说是单边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新的大陆均衡战略，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扶植桥头堡，进行新形式的“势力均衡”，以此控制传统地缘政治学中强调的“欧亚核心区”。美国主要决策者认为，“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最主要的潜在敌人”，中国实力的发展态势，将使她成为2015年后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美国的军事部署重心，已开始从欧洲向亚洲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转移。美军演习的假想敌，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业已树中国为首敌。2001年底美国极有影响的思想库兰德公司在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只要中国有变成敌对国家的可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把台湾当作筹码，给“台独”留下空间，以便在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时“接受”台湾独立的“事实”。美国在世界上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台湾用“民主”的方式搞“国家化”，在美国深获同情和支持。美国力图在它的霸权下维护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用对台湾出售高性能武器的方式保障台湾的安全，使台湾的分裂主义者有恃无恐，越走越远。

三，解决台湾问题的伟大意义

台湾问题，我们要从全局一盘棋来着眼，因为台湾不仅仅是一个台湾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岛屿的领土主权问题，它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紧密相关。

纵观历史，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几乎必然伴随着战争，而战争往往决定了之后一段时间里这个民族的命运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按照国家实力强弱进行重新排列组合、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也是造就或淘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关键时刻。从古至今，强国的崛起都必须经过战火的洗礼。能够打败或打平某个世界一流强国的新兴国家，就被公认为新的强国。与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原理一样，对大国成长的历程而言，有些战争可能是想回避也回避不掉的。

五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早，当许多欧洲人还住在草棚里、处于刀耕火种时期的时候，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世界历史上有过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罗马。随着岁月的流失，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三个都灭亡了，只有中国，经过五千年历史，发展到今天。由今上溯到百多年，中华民族历尽苦难，饱经沧桑，今天终于要有出头之日。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韬光养晦，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走到非强力则不能实现飞跃的“关节点”。这就是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霸权的决战。

解决台湾问题，是历史赋予中国争夺天下的千载难逢机遇。如果我们胜利了，中华民族将在世界上有出头之日，我们将开创中国人的世纪，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果我们失败了，中国将被肢解，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附庸。

四，现在的整个时局类似于解放战争前夕的“过渡阶段”

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就妄图以“和平演变”和军事围堵的两手，来搞垮国际共产主义。他们成功搞垮苏联和东欧以后，就把我们视为主要的潜在敌人和挑战者，妄图夺取我们党的领导权，肢解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正如胡锦涛所说：“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它们的价值观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现在美国总统更是公开发誓，把“铲除专制”做为既定方针，逼迫我们走西方民主道路。针对美国的公开挑衅和既定方针，我们沉默以对，这不是由于我们软弱。我们不是在稀里糊涂地等待坐以待毙，我们早就有我们的既定方针。

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说：“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1966年，毛泽东同志在致阿尔巴尼亚电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所以从根本来说，消灭美国霸权这个纸老虎，就是我们党的既定方针。美国当权者和我们都相信，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是不可能永远共存在一个世界上的，不是我们被他们同化，就是他们被我们埋葬。

为了执行党的这项既定方针，我们实施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要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卧薪尝胆
。

从实质来看，我们这段韬光养晦时期，就相当于我们在抗战时期的卧薪尝胆岁月。在那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心照不宣、妄图有朝一日能把对方铲除的敌对政党，居然能够暂时把旨在消灭对方的既定方针搁置一边，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长达八年时间！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阵营的关系，要比当年的国共统一战线关系要密切得多。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使美国不得不与我们结成“反恐”统一战线的合作关系，从而中断了对我们的围堵计划，为我们抢时间发展，争得了宝贵时间。其效果，就同日本侵华战争及西安事变中断了蒋介石对我们党的围堵一样。所以说，中东第三世界人民，以反抗美国霸权的斗争支援了我们，就像张学良、杨虎成等爱国将领支援了我们一样。他们是我们的天然同盟军。

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强调要再争取二十年和平发展时间，继续卧薪尝胆二十年。但是我们不能不有准备，历史给我们的韬光养晦时间随时都可能会突然结束。

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西方国家日益感受到中国对他们的“威胁”。随着朝鲜和伊朗的核力量发展，美国越来越可能会狗急跳墙。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逐步站稳脚跟，美国会有更多余力被部署到远东地区。

这一切都集中到一个问题：历史还会给我们多长的和平发展时间？这一问题正是抗战结束后当年毛泽东同志准备同蒋介石翻脸时要考虑的问题。（见附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把大战前夕的准备阶段称为“过渡阶段”，他说，“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

在这个“过渡阶段”，我们应该怎样准备？我们党重庆谈判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以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要通过与对手的谈判，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使我们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外中间派的同情；另方面，抢时间做好与对手翻脸决斗的准备，以便审时度势掌握时机主动出击，一举把对手打翻在地，建立起我们党在人类历史上的丰功伟业。（见附件：《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五，几年之内“台海必有一战”，实质上是中美必有一战

近年来我们在各种场合用不同方式打过招呼:“台海必有一战”。这当然不是虚张声势，也不是由于我们好战，而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又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过来。”

台湾国民党败将不会自动投降，台独分子不会自己跑掉。尽管历史上也有不战而胜的先例，但是无一不是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的“城下之盟”。回顾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战役，如北平、长春、新疆
、湖南和绥远等，都是在国民党军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得以解决的。

美国霸权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霸权在灭亡之前要垂死挣扎。据报告，在美国旧金山于一九九五年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五百名经济界、政治界精英的会议，讨论要用“干净”的基因武器消灭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这种阴谋最大算计的对象。我们该怎么办？

在解放战争前夕的过渡阶段，当蒋介石“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准备向我们杀来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我们也要磨刀。” “没有刀可以打一把。”靠着苏联的支持，我们自卫反击的刀比蒋介石的刀厉害，我们才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今天我们打的刀要比美国的刀厉害，才能消灭美国霸权，从而保存我们自己。

针对美国的磨刀，其实我们早在准备，早就在磨刀，打造我们的杀手锏。早在十几年前，杨尚昆同志就代表小平同志在党内打过招呼：如果美国出兵台湾，美国的国土就会受到毁灭性打击。这些年来我们更是针对高技术之敌怕“散”、怕不正规、怕死人、怕国内舆论、怕近战等弱点，在太空武器，信息网络战及基因武器方面抢时间抓紧磨刀，正在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我们要用这种自卫反击能力
，给霸权主义以毁灭性打击。生物武器是穷人的得力杀手锏，它制造方便，成本低廉，杀伤力大，又不破坏和污染当地的环境。生物武器的隐蔽性能好而被叫做“沉默的杀手”，如果袭击者藏而不露，被袭击者直到亡国那一天，可能还是难以找到战争的发动者。

六，争取尽可能多的台湾民众支持我们的对美斗争

在即将来临的对美斗争中，台湾连、宋势力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力量。他们做为当年老国民党的继承势力，一方面不甘心向我们共产党投降，另方面又对我们的日益强大不得不钦佩；他们一方面害怕我们的社会主义，另方面又心怀对中华民族的感情，不甘心对美国人俯首帖耳。把他们拉近我们，有利于我们争取台湾的“国军”，为我们下一步的对美战争创造有利条件。

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连、宋的台独本质有清醒的认识。

七，连、宋台独本质和台湾政治生态

中国自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分裂过。深远、浓厚的中华文明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凝聚力。所以老国民党在台湾的势力，一般都向往一个大一统的中国。但是他们又害怕我们共产党，害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所以他们归根结底属于台独势力，只不过是缓独而已。

台湾尽管有“统派团体”，但国、亲、新三党与民进党的争斗，其实只不过是为了各自党派的私利而已。他们的本质都是坚持台湾独立，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明显一些，有的隐晦一些罢了。从台湾岛内的民情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张来看，无论谁执政，都不大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我方和平统一的主张，最多是争取保持现状。连战主张实行联邦制，这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并无本质区别；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一个“总想当第一”（李登辉语）的人，他在2000年竞选期间声称：“中华民国自1912年创建以来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始终是个不争事实，根本毋须争辩。两岸关系事实上绝对不是国内关系，……而应属于一种‘准国际关系’”他声称，两岸要放下统独观念，仿效欧洲方式先发展经济与社会文化交流，由此来促进政治共识。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

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的诚意，整天做反统一的文章。在政策上做去中国化的小动作，在军事上做以武拒统的准备，媒体上误导大陆的形象。在台湾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学生的心目中，大陆政治独裁，没有自由，既穷又脏，台湾自由民主，生活富足，大陆统一是觊觎台湾的财富等等，就是其唯一的认知。李登辉执政12年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成果，就是把“统一”变成了瘟疫，把维护“一个中国”变成了“卖台”，在今天的台湾，“台独”民粹当道，“台独”言论在传媒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重复，乃成为可怕的全社会“洗
脑”。

台湾政治生态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今天的台湾政治人物都被笼罩在“鸡头情结”中，即：人人要争老大，“宁为鸡头，不做牛尾”。

由此可见，我们千万不能对台湾的和平回归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不能幻想，邀请连、宋来访，甚至邀请陈水扁来访，就能打开和平统一的大门。我们只能希望，利用台湾政治人物的“鸡头情结”，扩大在台湾
，尤其是在军队中的影响。

八，在《2004年国防白皮书》和《反分裂国家法》背景上邀请台湾在野党负责人来访

为防止对连、宋的和平幻想，有必要提醒全党，我们是以《2004年国防白皮书》和《反分裂国家法》为背景来邀请他们来访的。与以往的白皮书相比，2004年的白皮书将‘维护祖国统一’的传统表述具体到‘制止分裂，促进统一’，明确指出“制止‘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是中国武装力量的神圣职责”，“如果台湾当局铤而走险，胆敢制造重大‘台独’事变，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而《反分裂国家法》，则是针对“台独时间表”，并为反“台独”可能发生的战争建立法源。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我们只有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才能迫使台湾的缓独势力向我们靠拢，才能迫使急独势力中尽可能多的人，在中美斗争中站到我们这边来。

九，防止台湾“民主”“光复”大陆

为邀请连、宋来访，我们必须做一定的让步，给他们特殊待遇，就是把当年我们手下败将的这些接班人，做为我们的贵客和座上宾，与我们这个六千万党员的大党对谈，并准许他们把中山陵和北大、清华做为讲坛，向全中国人民讲话。

但为避免造成“反攻大陆”的错觉，为防止他们来与我们争取群众，必须严格控制他们的公开言论。严格控制他们在大陆的活动。既不能允许他们宣传台湾的的“中华民国”和“民主自由”，也不能允许他们宣传联邦制，只准他们宣传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宣传中国人的世纪。

共产党万岁

发信人: lycal (没有你的城市), 信区: Civic
标 题: 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
发信站: 派派 BBS (Sat May 21 08:55:35 2005), 本站(sopai.net)

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
[254] (2005-04-04)


　　1.关于民主政治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2.党的领导地位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3.新闻自由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4.关于选举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历史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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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陈寅恪热”一直持续不衰，研究、推崇的文章、著作连篇盈箧。
这对抱着不可化解的悲情冷落终生的陈寅恪来说，应当是一种告慰吧。但是，如
果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悲情，和他在这种悲情中的思考，还有他在这种悲情和
思考中的坚定的信念和持守，那么，这种告慰恐怕是陈寅恪所不需要的。

　　陈寅恪的悲情是对整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思考的结果。这一段历史确
实无法令人振奋，虽然人们真诚地振奋过。在国人一阵阵地振奋、乃至狂热时，
陈寅恪一直冷落地独处一旁，冷静地旁观、思索，他的悲情在国人的这种狂热中
加深，这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就在这种悲情终至不可化解之时，他仍以其对中
国文化的信念顽强地守持着，坚持着他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
着他对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大因缘”的等待，这是他更可贵之处——尤其是当
我们看到一些人从往昔的狂热中出来后，再三再四地拒绝反思，只是在竭力制造
新的狂热中自得、自虐，或者放弃一切信念和守持而在趋潮中放纵，我们更感到
这个孤傲的老学者确实可敬、可佩。

　　现在人们爱说解读陈寅恪，我以为，要真正读懂他，就要真正理解他的“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解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真正态度，还有，就
是他对决定性地关涉到这个文化的命运的两个政权的态度的真切意味——把他看
作前清遗老或反共人物都是迷于一些表面现象的简单化的错误结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是陈寅恪晚年为柳如是作传时才完整地提
出来，但它准确地表达着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而这一认定表明，陈寅恪无疑
属于五四那一代人。表面上看，陈寅恪和曾与他在清华国学院共事过的王国维一
样，是个坚持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的守旧派，坚守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然
而他用来表达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这所谓“我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
恰恰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弘扬的思想。虽然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总是被划在
五四群体之外，他也确实不曾说过赞扬五四的话，但他所认同和标举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分明是五四的精神遗产。以守持传统文化精神为职志的陈
寅恪在讲出这句话时没有半点的格和勉强，这是值得思索的一件很有意味的事。
一般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并不相容的，然而
在陈寅恪这里，在具体化到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问题上时，它们居然并不抵触
和对立。在我们传统的修身、做人的要求中不但没有这两条，连相似的都没有，
有的只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的只是忠、孝、礼、义、廉，这些原则
都与自由思想无关。倒是在人格境界的追求中，我们有气节、风骨之说——似乎
就是在这一点上，在其落实到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时，两者相通了。对中国的“士”
来说，或许他必须先遵守上面的所有那些道德伦理规范，行有余力，在此之上，
再追求一种个人的精神境界——气节、风骨、神韵？但不管怎么说，陈寅恪用自
己的始终傲然而立的一生至少证明了一点∶中国士大夫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是能
与西方近代兴起的知识分子传统统一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实践的。甚至
于，士的传统中的某些东西至少更能支撑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时局剧变时的立场守
持。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
学习，跟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陈寅恪不
为所动，他至死未有这种表态。是传统的气节，还是西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在支撑着他？我想，两者都有。

　　可以说，陈寅恪是属于五四精神熏染出来的那一代人，而且，可以说他始终
坚持了清醒的知识分子立场。一位老学者提到，早在１９４９年，陈寅恪就几乎
预见到了十年浩劫，他那年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
笑秦儒”。头一句，是指《论语》开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挖
苦当时大家抢着“学习”，第二句，说的是“坑儒”的事，说是秦始皇派人在山
上种了瓜，又安装了机关，然后让那些儒生们去看瓜，当这些儒生们正兴高采烈
地“说瓜”，高谈阔论的时候，机关翻下，把他们全都活埋了。这两句诗真如谶
语，其含意令人惊骇。如说陈寅恪当时就能够准确预料到“文革”，当然不可能，
但他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焚书坑儒
两者间的那种必然。从五十年代起，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闹，他的批判态
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
遵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
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水（即今
朝鲜清川江），文章唯是颂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
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从五十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
最后不是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所谓超过“焚书坑儒”一百倍的“十年浩劫”吗？应
当说陈寅恪当年的感觉是对的，成了不幸言中的预见。当然，我们并不同意海外
有的学人的观点，即据此认为陈寅恪持反共立场。陈寅恪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
子，对政治持一种疏远的态度，对国共两党亦然，在政治上并不反共。共产党主
政后，对陈寅恪一直是优礼有加，尤其是在广东的领导人陶铸，更是曾力排众议，
始终给陈寅恪以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特殊待遇；而且，在鼎革之初，在共产党治
理下，中国很快消除了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初现国泰民安
的治局。这些，足以使陈寅恪对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产生一定的期待，因而谈不
上与共产党之间存在任何“家国之恨”。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合作而有保留。他
所不能接受的，是此后摧残知识分子心性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他为此也曾明确表
达了“义不能辱”，不止一次作过抗争。他还借颂柳如是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等于揭起自己的抗争之帜。陈寅恪这样做并不是要反共，
而只是明确表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一个坚信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继承了五四一代追求思想启蒙与民主科学的精神遗产的
知识分子的立场∶不能搞文化专制，那会摧残民族文化，戕害民族心性，导致历
史倒退，使我们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道现在不应当把这些观点当作一种
常识来接受吗？

　　我们再来看看陈寅恪的“文化遗民”心态。人们常把陈寅恪看成遗老式的人
物，或者用胡适的说法，“遗少”，因为清亡之季，他还年少得很，够不上称
“遗老”。他的遗民心态也许与他的家世有关：他有个在湖南巡抚任上力行新政，
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的祖父陈宝箴；有个绝意仕途，以诗名世，自
号“神州袖手人”的父亲陈三立；有个诗画大家的兄长陈师曾（衡恪）；如此仕
宦诗书世家的家风熏陶，不可能对他的性格心性没有一点影响。也许，这又与他
的毕生学术事业有关：他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造诣，如在宗
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领域；又精通多种文字，
除蒙、藏、满文外，还有现在纯属古董的梵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吐火
罗文、巴利文等等。（为此，郭沫若后来曾号召青年学生要用集体的努力，“在
史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成为那个荒唐年代留下的笑话之一）但陈寅恪的这些
学识，与其说使他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不如说使他对现实世界有更多的疏远。
另外，遗老形象的形成，恐怕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晚年的处世态度：对现实和政治
抱一种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解放后，他的诗作中
总是满溢着悲凉气息，谁也不会认为他对时政和现实是认同的。然而若由此推断
陈寅恪对中国的哪个政治党派有明确的好恶偏向，则又大谬不然。他只是出于他
所感受到的一种历史悲情、生命悲情的奇哀隐痛而憔悴忧伤，似乎是无端地在那
儿吟咏他的兴亡之恨。因为这在他，是超乎党派之争之上的兴亡感慨，是一种文
化悲情，是在凭吊一种逝去了的、在他看来是那样美好的文化。这是一种不解的
历史情绪。他的这种情绪，其实至少形成于二三十年前，乃至形成于清末民初；
至少在他为王国维的自杀而写的一系列文字中，这种悲情已经有了集中的表达。
１９３４年，当王国维的遗著结集出版时，陈寅恪为其作序。在他那不太长的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写下了这样一大段沉痛的话：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
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
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
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
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
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
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
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
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
表欤？

　　这番话，现在读起来，与其说是悼亡，不如说是自白，差不多就是陈寅恪的
夫子自道。看得出，其间凝聚着一种“奇哀遗恨”的文化悲情，几乎已是不可化
解了。在陈寅恪这一番慨叹很深的议论中，实际上，多少有点将王国维的“奇哀
遗恨”泛化和哲学化了，在这种泛化中，陈寅恪欲进而探其更深的隐痛，但是，
这种泛化固然能超脱局限于“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未由共喻的“事”、“故”，
却也使其部分地失去沉哀。或应反过来说，超时空的理性之悲情固然有之，但令
人“憔悴忧伤继之以死”的，却总还是其所处之时、地、事、故。因为普遍意义
上的历史悲情本来正是应给人以超越当下时空和现实事、故的睿智和清醒的；使
这种悲情不带来超越情感，而带来奇哀沉痛的，恰恰是所置身的时代的时局和事
变，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价值理想崩溃的意味。抽去了这些具体内容，王国维就大
可以去做一个庄周或陶潜，而无须自沉昆明湖了。王氏的奇哀遗恨，正是其所处
之时、地、事的纠结及其所象征的文化价值失落的结果。后人思索它，亦须直逼
这一具体的价值失落之所由来而追问、深思。陈寅恪的说法，对于撇开具体的、
当时有所特指的人事纠葛以见王氏自沉的深隐的文化悲情，虽然自有其更深刻的
认识和思索在其中，但他将这种奇哀隐痛泛化，却确实是以自己的感受来理解王
国维，并因而形成和加强了自己的悲剧情绪，这种情绪，这种历史悲情贯穿了他
自己的一生。王国维之死对陈寅恪的重大影响即在于此。他由此产生、加强的历
史悲情成了他观察世变、面对时局的一贯态度，而这正是他本人以后一直对时局
取那种疏离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他来说，这种情绪和态度反映了对近代中国文化
价值失落这一历史悲剧的悲哀沉痛，他以这种悲情来悼念王国维，来悼念曾经代
表着传统文化价值的王朝的消逝，以致于在别人看来，他和王国维一样都是在对
清王朝怀着一种眷眷之情，那都错了。王国维或当别论，陈寅恪对与他有杀祖之
仇的清廷是未必怀这种深情的。

　　那么在陈寅恪毕生憔悴忧伤的深深的历史悲情背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
考和根本态度是什么呢？他很早做过的一个自我表白。一旦读出了他那个表白的
真正意思，结论是令人吃惊的，也是逼人深思的。陈寅恪在１９３３年所写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收笔时，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自白：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
间。”这句话，广为流传，引者甚多，却均未深究其意。是自谦、自贬呢？还是
论学呢？还是讥世？论者或引此言说明陈氏保守，或说明其守执所学，独忽略了
他为何要自己定位于咸、同之世，曾、张之学——前者似乎较后者更不易解。关
键正在这里。咸丰、同治年间并非太平盛世：鸦片战争爆发于道光年间，而英法
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名园、逼得皇帝出逃、病死于热河，则是咸丰时之事。同治
年间，奕、文祥和曾、左、李等人开始搞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在这个时期，
老大帝国已因落后而挨打，但却未彻底沦丧；已被迫开眼看世界，但尚未丧失那
种妄自尊大的文化自信；西方文化已携坚船利炮而来，但还只是作为一个强大而
危险的笼统的外在事实，刺激着国人的文化自省、武备自强意识，还未至国人完
全相信西方文明高于华夏文明，因而主动接受西学，西方学理大规模地输入以至
于统摄人心的地步。这是一个人们还相信中国只要稍为“师夷长技”即可“制
夷”，这一切都并不难办到的时代。随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器物到政制到学术
各层面的逐步深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失落，而这时才在走第一步。陈
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表态似乎意味着他要以这时的状态为起点重
新开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虽然历史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结论可以
是对当下的针砭和对未来的启示。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
的学理还足以统摄人心，以这学理为根据的文化自信还未沦丧。这是吸收外来文
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更新改造，而又不失本土文化的特质的成功的价值
转换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一旦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自信失落，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
先进文明时就会把持不住，失去一种健全的心态。而若没有一种健康稳定的心态，
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型就很难指望成功。陈寅恪曾认为，“祸中国最大者有二
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学生”。他对派留学生之举做这
样的苛评，适足为此旁证。派留学生，输入西方学理、批判否定东土旧学，这正
是咸、同以后的事。派留学生是公认的开放进步之举，陈寅恪却如此否定它，他
的潜台词是很激烈的：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国动乱的祸根。以此看来，不
但五四时期那些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家，甚至上溯康梁、严复这些学西方的思想家，
都在他批判否定之列，虽然他对这些人物个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微辞。曾湘乡是儒
教道统的传人、同治中兴的功臣，洋务运动的重镇；张南皮更是“中体西用”的
始作俑者；陈寅恪以此二人为自己立论尺度，其意不问可知。如果我们尽量以一
种同情的理解来体察、揣度陈氏的原意，那么就可发现，曾、张之得到陈寅恪的
高度评价，除了他们“历验世务”、安邦治国的功业，“恭顺勤劳矢素忠，中体
西用资循诱”的风范外，恐怕还有这么几点：一是在他们那些现在看来已落后、
陈腐的观点中反映的正是当时思想界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向度；二是在这种认
识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尚存的文化自信（因此在这种自信全然丧失的时代，陈氏
对这种自信的认同就不易为时人所理解）；三是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理所当然地
应以我为主（中学为体），而对西学只是稍采取可用者（为用），决不是一种价
值认同。——这种理所当然似乎是其时一种文化上的妄尊和愚昧，它与政治上的
妄自尊大是相表里的。但应该看到两者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只能导致惨重
的失败和灾难，但前者，除了其负面外，又有其另一面∶若没有了这种文化妄尊
和气势所支撑的自信和气度，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就不可能是健康和有效的，在
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政治、外交上的妄尊愚昧导致了一系列灾难，而由此一起失
落的，则还有文化上的妄尊和气势：此后的国人，在文化心态上就始终处于一种
焦躁、急切和偏执之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民族文化心态成熟的体现；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一方面每况愈下，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文明古国、
泱泱大国应有的自尊和自信，甚至于连基本的健康的常态都把持不往。陈寅恪或
许正是有感于此，因此极力以他学贯中西的水平（这一点上他有远远高于曾湘乡、
张南皮的眼界和理论），想重新恢复这种文化上的自尊和气度。这是把太沉重的
历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这是要挽狂澜于既倒。也许，他终于是回天无力，但，
他确实把自己的历史思考表达得很清楚。陈寅恪在这一篇《审查报告》中有句名
言：“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联系他的
自我表白和他在同一报告中的另一些话，我们才能发现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对于
西方学说，陈寅恪不但要了解吸收，而且领悟其精髓并尊重之：他晚年所明确坚
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由此而来的对“我民族”文化精神的新
界说。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确切含义，则见于他在一篇文中对“道教之
真精神”的阐述：“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
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
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实足以相成。后来新
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他的态度于此再明确不过了：先“尽量吸
收”，全盘输入。待成己一家之说后“则坚持夷夏之论”，明夷夏之辨，以此加
强、捍卫“本来民族之地位”。这种全盘吸收加上夷夏之别，就是陈寅恪所谓相
反相成，用心可谓良苦。而近代史上，能这么做的最后契机确在咸丰、同治之间，
湘乡、南皮之际。陈寅恪的自我表白，实际上正包含着他的历史思考和文化更新
的总体构想，他的自我定位是甚真甚确的，至此我们才算真正读解、真正明白了。

　　怀抱着这样一种已经失去其实现的历史机缘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兴构想
的人，在目睹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的继续不断的失落和被现实无情地抛弃摧毁，
他的内心悲苦是无可言喻的。这就是一个文化遗民的奇哀遗恨。它当然是超乎任
何一个家国、王朝、党派的兴衰更替的。它只关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这种精
神价值是文化遗民们赖以立身托命的文化之根。传统文化的沦亡给他们留下了一
个终身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绪，他们又把这种悲情留给了延绵不尽的历史。用陈寅
恪的话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
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
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为王国维说的话，后来句句都成了应在自己身
上的谶语，王陈二人，相隔四十多年，带着同样的奇哀深痛离开了人世。

　　但，纵观历史，陈寅恪这位“文化遗民”并不愿意接受自己“与之共命”的
文化已然终局的结论。他仍然怀抱一种历史的企盼：“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
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
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不是
指今天人们常说的作为一个学派、思潮的新儒学，而是继承了传统文化所有精华，
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在新的历史时代能够统摄这个民族的心性，给这个民族以新
的价值理想，得到其认同、鼓舞其前进的崭新的思想体系。陈寅恪将其称为新儒
学，正表明他是要坚持儒学的精神文化价值的，并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上面。
但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整个中国思想史进程的总体批判态度——在肯定其价值
核心的基础上的总体批判。旧的一切，包括学理本身和历史进程，其价值只在于
为“新”儒学的产生这一“大因缘”所做的准备和铺垫而已。只有这“大因缘”
的实现，才是民族文化的光辉未来。民族文化的慧命之根在他这儿结的果是对这
一可能的理想的坚定信念。后顾并不使他沉迷，因为他清楚地在中西文化的对勘
比较中看到本土文化的缺点和积弊；前瞻也并不乐观，因为他正面对和经历着传
统文化价值失落崩解的惨痛变局。但他对文化还是有点信心的，所以才说等待
“一大事因缘”。

　　但对文化价值的坚信是能产生某种魔力的。毕生悲观的陈寅恪，在这一点上
却始终表现出某种乐观：失落了的文化根底可以重新培植，既倒的狂澜可以挽起，
文化遗民也许非但可以延续文化命脉，甚至可以复兴文运、道统和国脉。１９４
２年，他说过这样的话：“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
微，适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直至山雨欲来的１９６
４年，他仍然对友人表达着这样的信念：“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
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在他那一生为兴亡遗恨悲情不已，晚年更至忿郁凄凉的心境中，他始终使自己看
到并相信这一丝亮光。也许只是这一丝光亮，才支撑着他不像王国维那样“与之
共命而同尽”，“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吧。无论对陈寅恪其人、其学，
人们还会作出怎样的评判，也可以不赞成他的文化构想、不赞成他的价值认定，
但他在晚年所处的那样政治高压的氛围中，在终生无法化解的历史悲情的煎熬下，
对“我民族”的文化价值及其复活振兴能抱这样一种信念，并为此坚守自己那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
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新长恨歌

路遇两人在拾荒*，两鬓斑斑似染霜。

身穿工装已破旧，脚登解放鞋一双。

头戴鸭舌帆布帽，满面灰垢浑身脏。

手拿铁钩翻垃圾，一见废品眼放光。

两手伸出似墨染，又刨又抓又扶筐。

各种瓶子盛一袋，废旧纸张捆成箱。

破布烂衫不放过，碰上铁器喜如狂。

***

上前开言试问讯，二位来自何村乡？

城市拾荒受白眼，何不回家种田忙。

小哥且听老汉讲，我们两口非愚氓。

不是农民不是闲，原在国企大工厂。

父母三代同单位，军工企业好风光。

回想当年解放前，父在工厂技术强。

造枪造炮造子弹，支援大军过长江。

终于赶跑国民党，迎来新生庆解放。

埋头苦干建祖国，任劳任怨血汗淌。

三反五反多支持，老板靠边党员上。

公私合营变国企，为国建设工作忙。

反右工厂也吹风，老父性直开了腔；

领导不能喊口号，也到车间做榜样。

差点戴上帽一顶，罚去烧火锅炉房。

***

记得五八大跃进，全民响应来炼钢。

爬坡上岭几十里，肩挑背磨运铁矿。

脚板磨穿肩背肿，不见铁水流出场。

工人大哥充好汉，没有半句怨言伤。

叫俺干啥就干啥，永远紧跟党中央。

***

三年灾荒转眼到，人人饿得心发慌。

吃了上顿盼下顿，每天只想四两粮。

虽是饿得站不稳，仍要生产大快上。

加班加点连夜干，只为有顿夜餐尝。

原是一人挑煤炭，换成四人拖进房。

五大三粗男子汉，个个变成猴一样。

饶是如此不喊累，生产革命两不黄。

***

灾荒过后是调整，多少工人回了乡。

上级令下铺盖卷，重返农村去栽秧。

从此不复工人身，脸朝黄土晒脊梁。

剩下继续拼命干，上班争把时间抢。

加班权且当贡献，假日更比平日忙。

不讲吃穿不讲玩，一切为了共产党。

一月工资三十元，维持温饱已勉强。

好在医疗学费少，只是从无隔夜粮。

苦干大干拼命干，剩余价值在何方？

榨尽工人血和汗，献给祖国献给党。

***

紧接文化大革命，工人坚守在工厂。

又抓革命又生产，虽在工作心惶惶。

只看小将闹得欢，仍把任务肩上扛。

从未懈怠想贪耍，更无闲情去游逛。

老辈累得忙退休，儿女紧接顶替上。

要长身体遇饿饭，要想学习文革狂。

要想成年步社会，又遇上山和下乡。

泥里土里滚几遭，炼了筋骨黑脸庞。

还好能够把父顶，高高兴兴进厂房。

一月工资三十元，仍学父辈紧紧张。

一二十年晃眼过，天天工作一个样。

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会把价钱讲。

勉强安顿成了家，计划生育来一场。

正当壮年挨一刀，男女结扎无漏网。

老汉当年带了头，响应号召结扎伤。

从此落下一身病，腰酸背痛为哪桩？

重活不敢去硬撑，阴天下雨床上躺。

只为听了党的话，成了残废无尾羊。

***

文革过后是改革，百废待兴俺更忙。

三中全会春风起，为治国伤忍我伤。

生产任务一再紧，奔波疲累如饿狼。

孩子嗷嗷正待哺，抚老养小人渐苍。

一心只想保平安，如斯度日也不妨。

但能苟且偷生过，岂料风云大飞扬，

经济调整形势变，工厂亏损工资黄。

农民渐富奔小康，国企改革要下岗。

老汉英年早已过，再加残废结扎伤。

老伴也是文革长，知识身体两茫茫。

下岗名单一公布，夫妇双双同上榜。

饭碗由铁变成泥，再无工资买口粮。

两口回家愁难眠，苦思夜想把计商。

八十老娘重上阵，摆个小摊厂门旁。

过路工友伸伸手，买点瓜子算帮忙。

一天赚上四五元，难够买米度饥荒。

谁知当官顾形象，市容整顿又登场。

摆摊有损城市貌，瓜壳扔地污染长。

一声令下城管来，踢翻小摊收簸筐。

老娘伏地声哀告，城管凶狠赛虎狼。

摆个小摊也犯法，娘亲气得病倒床。

千般思量万般计，我俩只有来拾荒。

不算犯法不偷抢，不惹城管把身藏。

废纸一斤一毛钱，塑瓶五分一钢洋。

拾到铁器如拾宝，一斤三毛赛吃糖。

一月积攒二三百，不比工厂工资凉。

市长见俺掩鼻过，书记见俺躲一旁。

世态炎凉人冷暖，事出无奈也无妨。

女儿尚在读大学，老母至今病殃殃。

孩子学费亲友凑，顿顿吃饭只喝汤。

老母住院恨无钱，只有依靠小单方。

刮砂针灸拔火罐，老母身上试手长。

非是相信中医学，住院无钱空凄惶。

再看我俩身上衣，俱是当年工作装。

新旧三年补三年*，十年未添新衣裳。

排队专买扫仓米*，菜场里边捡菜帮*。

丢弃肉皮被我拾，全家欢呼喝肉汤。

改革开放二十年，不懂啥子叫冰箱。

拾荒拾荒遭白眼，谁知曾把先进当。

想做生意无本钱，想去打工谁要俺？

下岗不能去偷抢，遵纪守法要主张。

心中只想共产党，为何百姓总遭殃？

建设祖国作贡献，党的指示满胸腔。

国企改革路千条，只逼工人去下岗？

过去建设多流汗，如今改革泪流光。

我为祖国鞠躬瘁，祖国把我当烂疮。

` ` ` ` ` ` ` ` ` ` ` ` ***

老汉言此泪唏嘘，以袖不断拭眼旁。

老妇开口怨气生，一通空话费时光。

诉苦诉冤有何用，谁会替民作主张？

不如拾张旧报纸，或可换片白菜帮。

***

两人相扶彳亍去，我自长叹形已僵。

渐行渐远身已渺，仍闻呜咽泣断肠。

转自boxun.com

张五常为学子请命

很久没见张说话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曾通读他的《卖桔者言》和其他一些随笔集，很是喜欢。传言现在张五常因为被美国通缉，在广东官员的默许下隐居在深圳。在这种情形下依然能坚持发言，值得赞赏。

管制言论对思想有损害吗？

文/张五常(2005年03月02日)

这些日子国内对言论的管制似乎提升了。不少报导这样说，虽然自己的文章在国内是这边封，那边开，依然故我，没有明显的「增管」迹象。管制言论不是中国独有，就是国际城市如新加坡也管得紧。另一方面，我明白北京为何担心，要管。

不看电脑，但同学们看的多，网页的内容时有所闻。我的文章有很多网站转载。同学说，香港网页的回应，是把我的文章研讨，客观的。国内的回应是另一回事：有些蛮不讲理，有些人身攻击，有些以专家自居，而最令我担心的是推理没有分寸。个人无所谓。有些朋友说网上客一般比较激动，容易乱来，另一些说国内的文化一般有这样的倾向，不限于网上客。这样，北京担心言论自由可以理解：一个人口那么多的国家，背境复杂，吵起来可以引起动乱。这是判断，我不懂，也管不。

我懂的是开放改革了那么多年，勤奋好学的青年无数，但在国际学术上有分量的，神州产出不多。从人口比率算，少得可怜，我十多年前的乐观推断是错了的！不久前听到几位行内朋友说，美国的顶级经济研究院开始减收（甚至不收）中国学生，不是因为后者考试成绩不好──其实好得很──而是写论文思想枯乾，一般没有创意。据说其他学系也有类同的情况。

看官须知，美国的研究院历来不大重视考试成绩，但非常重视论文的创意思维。换言之，论文没有看头，就被认为前途有限也。不好意思在这里陈述美国朋友对中国研究生的负面评价，只能说在顶级学府中这评价之低，令人尴尬。

中国人的天赋不是这样的。虽然香港的大学教不出师级人物，但从香港到外地求学，杀出重围的我可以算十多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人口比率算，香港土产的师级学者高于新加坡、韩国等地方。

没有作过统计，但一般的观察，是言论的自由度与产出师级学者的概率是正数联系的。当然，出得起钱求学有助，但言论自由这因素相当明显，有很大的决定性。

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今天国内的所有自然科学绝对自由。商科的自由也绝对，经济学的自由，只要不批评马克思，也相当。不自由的是宗教、政治，大肆批评官员、国企等。与学术或思想扯不上关系的我不是专家，不管，但近来我想，看来与学术思想扯不上关系的言论不自由，显然影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是个严重问题，因为严格地说，一个学术师级人物贫乏的国家，不容易打进先进之邦。昔日小小的大英帝国，雄视天下，归根究底，是他们盛产思想家。

北京当局当然希望中国将来的知识高人云集，但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为了管治要管制某些言论也不难理解。网上客的言论意识，国内的与香港的有那么大的区别，是否因为前者感到言论不自由，要在网上发泄一下呢？不少人说日本仔没有创意，应该不对，但老生就是这样常谈了。没有听过老外说中国人没有创意。中国的传统文化，择其善者，深不可测，把老外吓得要命。

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老外屡次以「惊人」来形容，但学子的成就，他们只能客气地不敢恭维。从文明的角度看，一正一负，二者相加近于零。这是违反了中国的传统智慧。我衷心希望北京能委任专家，慎重考虑，划清言论要管的界线。这是为学子请命了。